2006年9月李大钧先生在他主持的百雅轩画廊为我举办“油画观摩展”后不到半年，再次联系上海美术馆举办油画展，当听说展览时间定在三月和七百多平米展地面积时，我开始紧张，全部作品加起来也不够数，接着紧张忙乱了两个多月，最终凑够这次展览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前没有展出过，正好趁此机会听听画界朋友的意见。
　　1990年我按规定退休年龄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退休，随之学院给机会去巴黎国际艺术城作学术交流，居留期满，接了蓬皮杜附近一家画廊的展览，需要延长时间，办了艺术家居留，从此开始一种朋友戏称“候鸟”式的生活，往返北京、巴黎两地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利用居留方便，到过北欧、东欧和周边一些国家，每到一个地方，看看当地的美术馆、画廊，边游边看，边游边学，让我想起好像有哪位老画家曾经有过“游学”一说，我用视觉艺术的特点观察、比较、汲取……亦不失为一种学习方式。
　　我对艺术的爱好比较宽，不固定在哪几个画家、哪几件作品上。刚到巴黎，一位寓居巴黎的国内去的老教授对我说：“你喜欢印象派，现在印象派就在眼前，还不赶紧去学习？”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学习哪一家、哪一派的，在我的思想里，对艺术的借鉴、学习犹如人体对营养的需求！需要什么，汲取什么，而不是单汲取某一种营养或元素。”
　　一位法籍华人朋友谈起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国内去巴黎学画的年轻人求教于一位老画家，这个老画家告诉他：“你想得到一张文凭，去巴黎美术学院；你要想成一个画家你就去多看画廊，多逛画廊，……”我的心里同意他的见解。
　　2004年夏天，在巴黎，偶尔见到一个华侨诗人朋友作的几件书法，就说了句“艺术不须克隆”。后来法国广播电台中文台一位记者朋友作了一次简短的访谈……
　　居留巴黎期间，同时也还参加国内及台北、美国方面的艺术活动，在国内，我参加了“神州五号”升空的笔会和画展，特别是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迎澳门回归美术团去澳门的写生和回来后举办的迎澳门回归画展。2005年9月在北海公园的一位园长刘伯郎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画舫斋举办了第一次水墨画展；台湾陈真儒先生组织举办了台北“甄藏”画廊和国父纪念馆翠亨画廊两次展览……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国芝加哥市举办的“亚洲艺术节”活动，和迎澳门回归活动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芝加哥方面来了信，邀我出席他们的开幕式，签好证，但是最终没有能赶了去，加上1988年的纽约赫夫纳画廊画展时突患病症，忙着赶回北京，两次失去了在美国多留下来、加深交流的机会。而帮忙我办这次画展的赫夫纳先生、费加诺夫人和哈佛大学毕业的周贤丽小姐（周贤丽是她的中文名，赫夫纳委托她来帮我筹备展览）等美国友人的名片都随着一筐搬家物件的丢失而无法进行联系。赫夫纳先生曾两次来中国，到过我的画室，后来送给我一册收入了我们一起合照的照片的大画册。随之丢失的还有为《架起四海友谊桥》画的多幅变体画、桂林油画写生、早期的一件油画作品《老式沙发》以及早年父母写给我的信件，这一切和当时学校教师宿舍不合理的搬迁调动有关。
　　芝加哥没有去成，他们把我参展的油画《水乡之夜》发表在艺术节的一期专刊《亚洲艺术》上，并附给我一份专为这幅画印制的单幅画片，背面附有英国评论家迈克尔•苏立文的一则评论（从略），压放了两年，一次《人民日报•海外版》举办活动时拿去作了介绍……
　　我曾经说过，在创作开始时，是“乡土”启发了我。《红土》这幅画画的是小时候家门对着的对面山坡的一块红土地，从《红土》到《西双版纳的雨季》、取材西双版纳的《生生息息》、到新疆的《伊犁近郊》、到西藏的《高原盛会》，我的乡土观念其实并不是完全固定在出生和生长的小块土地上。2004年的东欧一次旅游，随后画的几件作品中，萨兹堡的《莫扎特的家乡》、《海滩上的女人和她的宠物》，到《马路边的乐队》都是带着一种类似乡土的感情意识去画的，马路乐队散发出来的音符和嘉陵江边的号子从生活的角度讲没有本质的区别……
　　古人有言：老来唯好静。搞艺术看来静不下来了，无事可干固然也难熬，摆动摆动画笔也可以自慰，姑算手脑的运动。
　　2005年春节刚过，匆匆赶赴巴黎，延办第二期十年居留，无非从心理上保留一条艺术交流的通道。一次旅游中结识的医学博士朱子晋先生和夫人把我的居留安置在他们家里。临行，他们指了自己的邮箱给我看，在他的信箱上多了一条他亲手打印的我的名字。
　　候鸟式的生活还有待延续下去。
　　感谢上海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我的展览。感谢百雅轩画廊的朋友们为我的尽力。